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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者王海: “有些直播打假,简单到我们都觉得害羞”

作者:刘江来源:刘江浏览量:1303发布日期:2021-4-10

打假者王海: “有些直播打假,简单到我们都觉得害羞”

原创 南方周末记者 敬奕步 南方周末实习生 毕研哲 陀可人财富 昨天
一个主播可能擅长唱歌、说相声,但他在价值判断、选品、风险控制方面,往往是外行。消费者可以欣赏他的才艺,没必要相信他有判断价值的能力。

打假的**步是常识判断,判断是假的,再去验证它。调查之后,我们先去有关部门举报,有奖金。接着就代理消费者索赔。现在我们一年打假获赔大概有一千多万。


王海在接受采访。 (南方周末记者 敬奕步/图)

在西安见到王海时,他戴着一副眼镜,兜里插着另一副。戴的是一副10块钱买的小孔眼镜。这款眼镜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黑色不透明镜片上有许多小孔,运用小孔成像原理,帮助改善视力。

透过这副眼镜,你看不到他的眼神。

摘掉眼镜的王海像是另一个人。他松弛地靠在沙发上,面部表情丰富,眼珠骨碌碌转,说到兴起时开心大笑。当南方周末记者提出要拍照,他又掏出那副黑色眼镜戴上,背板挺直,嘴角向下,装出严肃的样子。

他两鬓有些许斑白,反戴棒球帽,蹬着一双棕色的凉拖鞋,露出深灰色的棉袜——在**温5摄氏度的阴天里。

“你不冷吗?”王海把脚从拖鞋里抽出来:“不冷,穿这袜子要是再穿鞋,脚像火烧。”

王海今年47岁,这是他打假生涯的第25年。

1995年,王海开启了职业打假生涯,一度风光无限,成为崔永元《实话实说》开播首期嘉宾。2000年代初,舆论风向转变,打假常常被视为敲诈勒索,打假人反被喊打,王海低调了一段时间。

2020年,王海再对直播带货行业高调开炮。他接连揭露网红主播辛有志、罗永浩等人直播售假。他的打假风格是“正面刚”,在微博上频繁发文,直接@对方。12月14日,王海发了27条微博,其中18条与罗永浩相关。

“如果他(主播)就是不赔,怎么办?”“我们打到他赔。”

2020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记者和王海见面,聊了聊直播打假那些事。以下是王海的自述。

太多现象违背常识

我一开始没关注直播,因为我懒得看抖音、快手,觉得浪费时间。后来发现,直播行业有太多现象违背了常识。

2019年8月,知名带货网红辛有志(辛巴)和初瑞雪搞了一个婚礼,请了很多明星。演唱会之后,辛有志开始直播,两个多小时的直播营业额高达一亿。

事出反常必有妖。

于是我想关注一下这个网红。我在微博问,有没有被骗的消费者?没想到被骗的人很多。我们才决定打他。

其实我们打辛有志的**个商品不是燕窝,是敖东牙膏。

2019年8月27日,我在微博发长文揭秘敖东牙膏骗局,就是简单的常识判断。他说是敖东研发,还有专利号。我们一查专利号,专利属于产品的生产商浙江爱尚日用品有限公司,说明是爱尚研发的,不是敖东。其次,产品宣传有抗口臭功效,但根据它的产品标准,没有抗口臭的功能。

2019年9月,我又揭露辛有志卖的ZUZU马油皂不含马油,是虚假宣传。

再就是燕窝。它上面写着“综合风味饮料”,性质就是饮料,不是燕窝。就好比一个馒头上面插了一颗大枣,那也是个馒头,不能说是一个即食大枣。

(12月23日,广州市监局公布“辛巴带货燕窝”处理结果,辛巴旗下公司被罚90万,燕窝销售企业罚款200万。——编者注)

最近打假的罗永浩在“交个朋友直播间”卖的皮尔·卡丹羊毛衫,一件衣服卖80块钱,要给主播约30%的销售佣金、6元运费、交税、给皮尔·卡丹交品牌授权使用费,扣完还剩二三十块钱——这个价格,羊毛衫赚不到钱。

另外,皮尔·卡丹这个品牌的价格定位也就是100-200元,但直播间说它的参考价是688元。

打假就是这么简单。我在微博上讲得最多的是常识,大家只要尊重常识就可以了。有些打假简单到我们都觉得害羞。

(12月15日,罗永浩“交个朋友”直播间声明称,11月28日所售的“皮尔卡丹”品牌羊毛衫为假货,将和渠道贸易商一起向公安机关报案,向两家公司索赔。其中一家涉事公司回应,事件系因仓库出错,将承担责任——编者注)

打假“四步”

我们选择直播打假的对象,主要看两点——消费者投诉、看谁广告做得多。

我们先打头部主播。打假过程非常简单,首先是进行信息的验证。

**个是主体的信息。生产主体、销售主体、发明人主体、代言人主体,甚至代理商主体。

比如我们打假一款漱口水,先查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料,就知道它是云办公、云注册。再根据那个公司的网站看一下它的生产地址,发现注册地址已经换了,工厂不存在。债权人会议信息显示公司已经破产了。

我们再看另一个号称收购上述公司的上市公司,后者的注册地址在风险投资之家阿联顿广场,这是个虚拟地址,也叫共享办公室。

以上操作都很简单,在网上搜一下就行了。

第二个是产品的功效信息。产品宣传的功效有科学根据吗?有法定许可吗?

比如小仙炖燕窝,它的许可是其他方便食品主食类,所以它就是个方便粥,不是燕窝。尽管它含有不到1%的燕窝。

(小仙炖未正面回应王海质疑。但12月17日发微博称,廊坊市、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小仙炖霸州工厂进行监督检查,公示结果为:小仙炖鲜炖燕窝产品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各项指标均符合标准要求——编者注)

第三个是产品标准。产品标准会说明产品的成分、原料、考核指标,揭露了这个产品的本质。辛有志卖的糖水的标准就是风味饮料,小仙炖燕窝的标准就是方便食品。

第四个是成本信息,包括比对替代方案的成本。比如辛有志卖的燕窝,根据成本就能推算出来,它里边不含燕窝。因为一克燕窝的厂家进货价要15元,燕窝碎是7.5元。他说一碗糖水含有不到2克的燕窝,即便是燕窝碎,也得15元。

实际招标的时候,它的采购价是4.2元一碗。易拉罐的成本1.6元,包装2.4元,人工3毛,设备2毛,糖水1分,海藻酸和铝酸钙大概不到2分,唾液酸7分,不可能再往里加燕窝。

打假的**步是常识判断,判断是假的,再去验证它,买过来拿到手上看看到底长啥样。调查之后,我们先去有关部门举报,有奖金。接着就代理消费者索赔。

我们目前做的几场直播打假,都是用业余时间做的,打过二十多种商品。因为打假直播太简单了,简直是降维打击。我们碰到过一些简单得令人发指的骗局。

一款号称是日本伊藤家第4代继承人的伊藤慧太先生参与制作的日本国宝铁锅,卖到近千元。这个伊藤慧太其实是一个上海演员扮的。很不幸,上海的消费者认出了他。

这款锅其实就值百元左右,网上有很多同款,贴不同的牌卖不同的价。

主播享受权利,就要承担责任

直播带货实际是一个销售行为,主播是推销角色,而不是代言。

为什么?直播间的定价权、决策权、话语权,都在于主播。卖不卖这个商品、卖多少钱、收多少佣金,头部主播是有话语权的。

他享受权利,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跟义务,应该要核实他说的每一句话、展示的每一个图片,要去追溯、核实,以真正严谨认真的态度负责,还应承担连带责任。

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揭穿罗永浩?

他塑造了一个严谨的“人设”,给大家把关,说他们对供货商是霸王条款,供货条款很苛刻,还要违约金、押金、保证金。消费者冲着罗永浩这个人来买东西的,他消费的是消费者对他的信任。

比如他卖的那款DentylActive漱口水。漱口水宣称是英国60年品牌,其实公司注册于1993年。广告宣传视频是假的,用洗牙的视频来表现漱口效果,很多消费者都发现了。

漱口水广告中的“世界著名口臭专家”是个演员,而且是另一个品牌在用的演员。

罗永浩说,这是个英国品牌,我们一查,商标是深圳市麦凯莱公司注册的,转让给英国的马甲公司。上英国网站一查,发现是个虚拟办公的公司。他又说公司被上市公司收购了,这上市公司也是虚拟办公。他还标了一个生产商,我们一查,已经破产了。

罗永浩说自己的审核链是完整的,但他审核了什么?怎能叫严谨?

(12月14日,罗永浩“交个朋友”直播间公开回复,称洗牙视频是与罗永浩无关的微博账号剪辑的;邓特艾克漱口水的制造公司是一家英国私营公司,目前已被并入一上市公司,且具有可证明其为进口产品的报关单;虚拟办公地址可以用来注册公司;梅尔.罗森博格确为开发该产品的科学家,但品牌方并没有使用他本人照片,而是从微图图库中选了一张平面模特照片做宣传,原因不明——编者注)

直播带货**的问题在于,监管部门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平台没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不尊重常识。

一个主播可能擅长唱歌、说相声,但他在价值判断、选品、风险控制方面,往往是外行。消费者可以欣赏他的才艺,没必要相信他有判断价值的能力。

接下来肯定是直播带货风气的拐点。行业会淘汰一批不良主播。

直播行业还有很多乱象,比如恶性刷单。

比如,A公司要请一个女明星来直播带货,卖1万支香水。B公司知道了,就联系水军公司,用虚拟账号把1万支都拍下来。拍完之后香水就下架了,没有真正卖到消费者手上。第二天,再把这1万支香水都退货。一番操作下来, A公司请明星的出场费就白交了。以后传出去,还会被认为是A公司自己刷单作假。

另一个是剧本式直播。

直播间里所谓的冲突、优惠都是假的。都是跟厂家事先说好,咱们到时候表演,一开始你报价888,中间我砍价到398,最后消费者要下单了,我再砍到98,你要跟我对骂、哭诉赔本或者愤而离场,让消费者觉得逮到实惠而下单。

实际那些商品就只值这个钱,甚至不值。就算真的有砍价,也是在直播前就谈好、签了合同的,不会现场即兴发挥。

“我们就是保持天真”

我是学法律的,1995年开始打假,到今年已经有25个年头。我是天蝎座,没觉得自己很腹黑,反倒挺慈善的。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我们就是保持天真。

这些愿意为直播埋单的人们很天真单纯,对于成年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品质。一个文明社会就得让人们可以没心没肺地活着。我可以没心没肺,但这不是你来骗我的理由。

我们看重的是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希望通过实践来解决一些问题,最起码让更多的人知道假一赔三。

我们代理消费者来维权,单个消费者不会去为了500、1000块钱去打官司,但是我们律师来代理,他只要提供授权就行了。帮助消费者解决维权成本高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赚点钱。

另一方面,我们的举动也会让监管部门注意到一些乱象。这两年,我们打假的主战场都在电商。

我们有两个打假公司,都是律所,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深圳,团队一共二十多个人,现在忙不过来。我们一般是客户口碑相传和网络平台求助,消费者来找我们,我们安排律师代理。赔偿部分五五分成,没有赔偿就不收费。

我们的业务很单一,就是作为律师代理,帮个人和企业维护被侵犯的权益,代理费是盈利来源,从1996年就是如此。现在我们一年打假获赔大概有一千多万。打假辛有志后,找我们代理维权的消费者有一千多人。

这些年,我们大部分打假案都成功了,但我仍然感觉到社会对职业打假的观念陈旧,根深蒂固。

法律设立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消费者都成为吹哨人,通过索赔来叫停制假、售假和其他的欺诈行为。

实际上,这是社会共治的一部分。因为行政资源是有限的,但消费者是无限的,各行各业都有先知先觉的消费者,或者熟悉制假售假情况的消费者,如果每个消费者都可以通过惩罚性赔偿调动起积极性,叫停制假售假。那么企业、经营者就会被倒逼地去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产品质量,去创新。

现实是,韭菜还在疯长,镰刀都不够用了。我们打假打得都疲劳了。很多人还是希望什么事都是政府、监管部门来解决。但监管部门资源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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