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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检察官揭秘于英生案“翻案”全过程

作者:刘江来源:刘江浏览量:1241发布日期:2021-8-12

资深检察官揭秘于英生案“翻案”全过程

反问号 反问号 2018-02-26




“每年移送到最高检的刑事申诉案件,大概有700多件。这700多件申诉案件,不管申诉有理、没理,不管原审裁判正确、错误,也不管案件错大、错小,对于我们办案的检察官来说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都必须要逐一进行认真审查,最高检刑事申诉厅最终都要给出处理意见。”党的十九大代表、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申诉案件查办二处处长杜亚起说。




近年来,安徽于英生案、海南陈满案、河北聂树斌案、新疆谭新善案、甘肃沈六斤案等一批影响巨大的冤案得以沉冤昭雪的背后,都有这位20多年来默默坚守、执着于从蛛丝马迹中追寻正义的检察官。



案件数以千计,始终如一




“把每一起申诉,都当成参加工作时的第一起案件慎重、认真,办案就是要不忘初心。”




“刑事申诉检察工作,很难用一句话或是某个词来形容,它是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杜亚起比喻说,在大量的申诉案件中,但凡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线索或问题,首先是一种职业和职责上的“兴奋”,因为申诉的职能就是救济和纠错;但兴奋过后,更多的是责任和压力,后期还有着大量的复查工作。



“是否是冤案、错案,能否纠正过来,结果又是未知的,这取决于方方面面的因素。都说‘申诉难’,‘难’在数年前的证据、当事人、证人等案情,都是未知和不确定的,需要在实践中去展开案件复查工作。”




不忽略申诉案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案件




2012年,安徽省“于英生杀妻案”由安徽省检察机关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杜亚起所在的申诉案件查办二处负责该案审查。移送时,于英生已经服刑16年。




在审查案卷时,杜亚起发现多处细节问题,在问题的引领下,杜亚起和同事们到安徽进行了全面复查,调查结果显示,于英生杀人案证据不足。




于英生,安徽省蚌埠市市委机要局副局长,1995年挂职担任蚌埠市东区区长助理,被当地列入中青年干部重点培养对象。1987年与韩某结婚,婚后育有一子。1996年12月2日,于英生给儿子做好早饭后,送儿子上学;中午12点,于英生下班回到家中,进入卧室发现韩某俯卧在床上,颈部有伤口,床上有大摊血迹,人已死亡,于是打电话报警。



公安人员到达现场后,进行现场勘查,然后又进行了外围调查和排查、尸体检验、侦查实验等工作,认为于英生有重大作案嫌疑,于1996年12月12日对其拘留。从1996年12月2日至2002年7月1日,该案件历经侦查、起诉、两级法院六次审理(期间,安徽省高院两次发回重审),终于作出了一个生效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于英生无期徒刑。



原审裁判认定:于英生与其他女青年关系暧昧,为此与韩某两人曾闹过离婚。12月2日上午7点20分,于英生送其子去上学,回来后与韩某发生争吵厮打。在厮打中,于英生将韩某推倒在床上,用塑料绳将韩某的双手拧到背后捆上,又用棉被捂压韩某的头面部,致其昏迷后离开现场到单位上班。约9点50分,于英生从市政府办事回来返回家中,见韩某已经死亡,便用菜刀对韩某的颈部割了数刀,将屋内物品翻乱,伪造成抢劫、奸杀的假象。于英生又将液化气打开并点燃一根蜡烛放在低柜上的烟灰缸里,企图使液化气排放到一定程度,烛火引燃液化气,达到烧毁现场的目的。




原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于英生及其近亲属不断提出申诉。安徽省检察院受理申诉后,经复查认为原审裁判存在错误,提请最高检抗诉。



作为承办检察官,杜亚起对每一册案卷、每一份证据进行认真审查,在翻阅现场勘查笔录时,有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双人床的左右床头柜抽屉各拉出10厘米,上有手印”。这句话里手印二字后没有备注“指纹有多少枚”,而现场勘验笔录中其他有手印的地方,均备注了指纹数,而且其数量之和,刚好是笔录结尾描述的“26枚”。



“那么问题就来了,左右床头柜是否发现指纹?如果有,是不是于英生的指纹?为什么没有备注?这个细节与‘现场没有外来指纹’的检验结论是否有矛盾?”杜亚起说,到最高检申诉的案件往往比较复杂,案卷量很大,而要从中发现问题,就要有“大海捞针”的毅力和本领。



当全部案卷材料审查完后,杜亚起“捞”出了原案还存在的几大疑点:于英生的“有罪供述”称从单位办事回到家之后,去伪造现场,因事先用塑料绳子捆了妻子的手,后来把塑料绳扔到了窗外,但侦查人员事后根本就找不到作案的塑料绳。于英生还交代,他割妻子颈部时,颈部的血喷涌出来,呈放射状,但是经过尸检之后,颈部的损伤系“死后伤”。因人死后身体并无压力,妻子颈部割伤不可能形成喷溅,于英生的“有罪供述”与在案的证据明显矛盾和冲突。



此外,侦查人员还在于英生妻子的体内发现有精液,并提取后进行送检,但DNA检测显示,精液不是于英生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无罪证据,如果要认定于英生有罪,必须对这个证据有合理的解释并进行排除。但在原案卷材料中,看不出来。”杜亚起说。



鉴于存在上述系列疑问无法确定,杜亚起和同事赶赴安徽,对案件进行补充调查。“办理申诉案件另一个难点,就是面对十几年前发生的案件,要向原办案人员调查了解情况,因牵涉侦查合法性及错案责任等问题,相比对当事人、证人的调查,获得真实情况的难度更大。”杜亚起分析说,原办案人员,从自身办案的角度出发,面对调查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防御、抵触心理,这是本能的一种反应,复查案件会被认为是“挑毛病”,因此,刑事申诉的工作方法和沟通技巧,显得尤为重要。“对侦查环节的调查,要在事先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人员、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精密设置提问的先后次序。”



调查中,系列疑问被一一破解:床头柜抽屉上的两枚指纹送到省公安厅的指纹库进行比对,但没有比对结果。痕检员证实,当时现场确实发现了外来指纹,不排除他人作案可能……




补充调查后,杜亚起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一、手印检验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依据该证据得出的“没有发现外人进入现场的痕迹”的结论与客观事实不符;二、原审判决定罪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虽然于英生作了有罪供述,但与在案证据依然存在诸多矛盾,无法排除;三、原审判决认定于英生故意杀人的事实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根据手写“手印检验报告”以及DNA鉴定意见证实,现场提取了外来指纹,被害人体内提取的精子并不是于英生的精子,其他人作案的可能得不到合理排除。



2013年5月20日,最高检向最高法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最高法随即指令安徽省高院再审。2013年8月13日,安徽省高院经开庭审理,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于英生无罪。在于英生案再审宣告无罪三个月后,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



“于英生案启示我们司法人员,有犯罪动机不等于有犯罪行为,有作案时间不等于就实施了犯罪。面对犯罪结果的发生,你仅证明了嫌疑人有犯罪动机、有作案时间,并不等于嫌疑人就实施了犯罪,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行为系嫌疑人实施,否则强行定案就会出问题。”杜亚起说。【资料来源:澎湃新闻、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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