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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中喜律师无罪辩护案例之一:章伟军强奸、故意杀人案经再审改判无罪

作者:刘江来源:刘江浏览量:1502发布日期:2022-4-6

褚中喜律师无罪辩护案例之一:章伟军强奸、故意杀人案经再审改判无罪

原创 陈苗 北京律师褚中喜 2022-03-18 17:43

二审终审的死刑犯经省高级法院再审改判无罪




章伟军被控故意杀人、强奸案


简要案情


1999年12月3日早晨,章伟军(化名)发现侄女章倩(化名)房门大开,人不见踪影。发动全村人及亲戚找寻,最终在村边的一口机井里发现了章倩的尸体,脖子上还捆着装有红砖头的面粉袋子。

公安机关很快投入紧张的侦破工作中,并将此案列为当地“千禧年第一大案”。上面要求,务必不惜一切代价,限期破案。

根据现场遗留的痕迹以及门窗完好无损等情况,警方推断是“熟人”作案。公安机关将侦查视线转向了章倩没有结婚的叔叔章伟军,一顿拳打脚踢之后,章伟军“供认”了全部“作案”经过。

2002年12月,章伟军因“奸杀”亲侄女被一审判处死刑。章伟军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时改判为死缓。章伟军一直不服,提出申诉,六年之后,省高级法院再审本案,采纳律师无罪辩护意见,撤销一、二审错误判决,改判章伟军无罪,并当庭释放,章伟军最终获得国家赔偿。

省公安厅指令当地公安机关继续追查此案,查明真凶,一、二审判处真凶死刑。三拳两脚制造这起冤案的涉案民警均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已经升职为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的曾经公诉人承受不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巨大反差,自杀身亡。



01


美丽村医被强奸杀害,亲叔叔被认定是“凶手”


1999年12月3日清晨,南方某县农民章伟军发现同住一个院子东面卧室的侄女章倩不见踪影。章倩是年轻美丽的村医,积善行德,收费低廉,谁要有个头痛脑热,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她,对于家庭困难的村民,善良的她有时会自己垫付药费或少收费,深得附近村民的好感和尊敬。

虽然平时也经常出外巡诊,但从未彻夜不归,章倩的失踪,章家人发动所有的亲戚和朋友四处寻找,将方圆几十里翻了个底朝天,仍一无所获。就在家人近乎绝望时,有人在村边的一口机井中发现一具浮尸,打捞起来一看,死者就是章倩!

村民心里的白衣天使被害,民怨沸腾,大家咬牙切齿怒不可遏、恨不得马上揪住凶手,将其千刀万剐,五马分尸。曾经得到过章倩救助过的老人们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如此惨绝人寰的场景,章家人更是悲痛欲绝,万箭穿心,肝肠寸断。

时间即将步入2000年,原本跨越千禧年的喜庆日子,竟然发生了这种残忍得令人发指的凶杀案,上级高度重视,将此案列为当地“千禧年第一大案”。警方很快投入到了紧张的侦破之中,勘查章倩的卧室及诊所,发现门窗完好无损,也没有撬盗痕迹,警方断定是“熟人”作案,属见色起意。

虽然能确定是“熟人”作案,但一直都无法锁定具体的嫌疑对象。曾经被排查的部分嫌疑人经深入调查,又无法确定是否有作案时间,侦破工作一度陷入僵局。这时,在章家办案的民警无意中发现,章倩的叔叔章伟军站在窗外“偷听”案情分析和讨论。于是,其不经意间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章伟军没有念过书,一直与侄女章倩、侄子及姑嫂共同生活。章倩出事时,章家只有章倩、章伟军及章倩年近85岁高龄的老奶奶在家。家中门窗完好,章倩房中又没有其他明显异常,这一切,似乎只有章伟军才有条件和机会“见色起意”!办案民警随后将章伟军带走。

章倩的事还没定论,章伟军又被带走,章家人心里不安,便到公安局探听究竟。结果看到章伟军被铐着手歪在墙角,奄奄一息。民警指着章伟军告诉章家人:“缺德事就是这小子干的!”但章伟军大喊“不是我干的,是他们打我……”话音未落,就遭到民警制止,不但挨了两耳光,还被民警用脚猛踢其下身。

在暴力侦查下,已经麻木的章伟军被迫按公安机关的构思“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1999年12月2日夜,他趁家中其他成员外出之机,窜入侄女的卧室,见侄女熟睡,顿生歹念,不顾侄女的苦苦哀求和拼死反抗,将侄女“强奸”。事后唯恐罪行败露,又返回侄女卧室将其“掐死”,然后找了一个大面袋,装了半袋红砖头,系在侄女脖子上,沉尸机井。

2002年12月25日,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一审判处章伟军死刑。章伟军不服,以“自己没干这事”为由提起上诉,原有的强奸、杀人供述纯属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刑讯逼供所致。

2003年11月,省高院二审认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程序合法。但根据“该案的具体情况”,维持强奸罪名,撒销对故意杀人罪的量刑部分,二罪并罚,改判死缓。

罪名没有改,但毕竟留下了一条活路,章伟军认为是老天爷知道冤枉,在暗中保护他。服刑期不断申诉,但因苦无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长期的申诉和案件出现的一些新情况,省高院决定再审此案。

02


针对这起死刑案的无罪辩护思路与策略


(一)论证章倩的一串钥匙对本案的重要性

按章倩父母的陈述,章倩平时出于职业习惯,平时随身都携带着一串钥匙,避免药品、耗材、针管因被乱动而被污染。但是在章伟军的供述中,章伟军先说在作案后,把钥匙扔进行了邻居家的茅厕,经过排查,在茅厕里并没有找到钥匙。在办案人员的进一步讯问下,章伟军又称扔进了院后的小水沟,同样没有打捞到。

在本案中,钥匙属于核心物证,属于典型的客观证据,与作案工具同等重要。首先,章伟军关于钥匙去向的交代,两次前后不一,本身就存在严重问题。其次,在章伟军交代的邻居茅厕和院后小水沟里也没有找到该串钥匙,说明章伟军是在被刑讯逼供、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说的假话。

上述问题,就是本案的重大疑点,如果章伟军确实作案,必定知道钥匙藏在何处或扔进哪里,这是办案机关必须核实到的重要事实,也只有核实到这些重要事实,才能合理推断章伟军所谓的“作案”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章倩平时随身携带而在案发后神秘消失的钥匙必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否则,无论章伟军的有罪供述里说了什么,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二)质疑章倩丢失的近千元药费款的去向

根据案卷中的记载,章倩的抽屉里有近千元现金,按章伟军的供述,该款被自己用掉了。近千元钱在当时贫困偏僻的农村,不是一个小数目,究竟怎么用掉的?应当依法查证,只有落实了该款的去向,才可以与章伟军的其他供述相互印证。虽然本案不是经济犯罪,但查明资金去向依然至关重要。

章倩的奶奶,也就是章伟军的母亲,曾经告诉办案警官,章伟军平时在家里基本不管钱,也使用不了多少钱,日常的开支就是买点便宜酒,偶尔和村里人打一下输赢在20元之内的扑克牌。村里小卖部的买酒和其他生活用品,也是赊账,月底结账一次。

根据在案材料显示,办案人员曾经问过小卖部,也走访了村民,曾想弄清钱款的去向,但是发现在案发的几日里,并未见章伟军有与近千元现金相匹配的大额支出或消费。既然认定章伟军拿了近千元的现金,那么就应当有证据证实,而且应当定章伟军抢劫罪。为何没有定抢劫罪?可能本身就说明章伟军所谓拿了近千元现款是子虚乌有。

(三)指出未做精斑DNA和现场指纹痕迹鉴定

既然是所谓的章伟军先强奸后杀人灭口,那么章倩的体内或体表一定残留精斑,办案机关是如何提取精斑?又为何不与章伟军进行DNA的比对?以确定章伟军作案的可能性,作DNA比对是最基本的侦查工作。尤其是章伟军在反复辩解其没有强奸杀人的情况下,侦查机关更应当进行DNA比对,可以用鉴定结论让章伟军“无话可说”。

根据章伟军的所谓交代,他在章倩的房间的作案时间有20余分钟,手碰到了床沿、药柜、窗户、抽屉、开关、剪刀、衣服等物品,脚在房间来回折腾过,而章倩曾剧烈挣扎。而侦查机关在案发现场并没有收集、固定指纹、脚痕,更没有与章伟军的指纹、鞋印进行司法技术鉴定。

如果说对精斑的DNA比对鉴定没有做是因为侦查工作疏忽,而现成的指纹、脚痕也不进行司法技术鉴定,则完全不合情理,更不是符合最基本的办案程序。这两个最关键的司法鉴定,对于证实章伟军罪与非罪至关重要,举足轻重,在没有司法鉴定结论应证的情况下,原一、二审认定章伟军强奸并杀害了自己的亲侄女章倩,明显错误,且不合情理。

(四)通过调查了解到章倩与叔叔章伟军非常亲近

村民反映,章倩从小和叔叔章伟军很亲近,因为章伟军一直没有结婚,对侄女和侄子视为己出,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经常接送章倩上学放学,章倩考入医学院读书,有一部分学费和生活费还是章伟军在外打工挣的。章倩选择回乡为附近村民提供医疗服务,只要出远诊,章伟军骑车送,帮忙拎药箱,情同父女。

因为哥嫂经常外出打工,家里只有侄女章倩和85岁的老母亲,如果章伟军有非分之想或邪恶念头,早有机会实施,为何偏在案发当晚自己醉酒的情况下实施?难道章伟军在实施强奸行为后就不怕章倩告诉自己的父母和奶奶吗!

章伟军的母亲、章倩的奶奶,在2000年1月4日的笔录中说道,章伟军把唯一的侄女和侄儿当成了自己亲生的,章倩说经常对奶奶说,叔叔对她可好啦,以后赚钱给叔叔用,叔叔老了后,她赡养叔叔。

通过获得的这些基本信息,对本案是否为章伟军作案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进行分析,证明原一、二审的有罪认定、死刑判决背离人伦、人性、人情。

(五)紧抓章伟军供述中的“作案”前后矛盾不放

在审阅案件材料时,发现关于作案情节,有多处前后不一,破绽频出。如:关于所谓杀人的位置,先说是在床上,又称是在地上;又如:关于杀人的方式,先说是手掐,再讲是用胳膊扼,又说是用布袋勒,最后称是用绳索缠;再如:关于装砖块的袋子,先说是自己房间里的,又称是提前找村里小卖部借的,再讲是在章倩的房间里拿的;继如:关于砖块,一时说是自家的,一时又说是邻居家的。

但是经过调查,邻居家的砖块并没有丢失,小卖部也没有借袋子给章伟军,章伟军有严重的肩周炎,两个胳膊平时无力,章倩的房间很小,地上还堆着粮食。这些足以证明章伟军的供述的所谓“作案经过”根本不能成立,而且前后矛盾的“有罪供述”没有其他旁证、物证或证人证言支撑,这更是案件的关键突破口,只是办案人员没有足够注意到而已。

(六)找到章伟军曾受惨无人道刑讯逼供的证据

从章伟军的多次笔录上记载的讯问时间可以看出,每次对章伟军都是长时间轮流讯问,疲劳审讯,并没有保障到章伟军必要的休息权。章伟军被带走,章家人心里不安,与村干部一起到公安局想知道案情进展,结果看到章伟军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只穿着单衣,歪在冰冷的墙角,浑身冻得发抖,奄奄一息。

当章伟军看到村干部,仿佛见到了救星,他哭着哀求:“我真没有杀人,他们轮流打我,还用刑拘,我实在是受不了啦!”两位办案民警上前就对其一番拳打脚踢,左一耳光,右一耳光,使劲踢其下身。为了固定这一证据,在与村干部的交流中,因为村干部不愿意作证,私下作了录音,能够证实章伟军曾被刑讯逼供的事实。

而且从县医院调出的诊疗记录,可以看出,章伟军在被羁押期间,曾经被送至医院治疗,医生的诊疗记录上显示,患者章伟军自述下身疼痛,牙齿脱落,而且医生观察到章伟军身上遍体鳞伤,鼻青脸肿。如果办案机关不能证明章伟军是故意自伤自残,应当推定对章伟军实施了暴力取证。

(七)用录音固定夏小明对本案有重大作案嫌疑

有人证明案发前夏小明到过章倩的诊所,办案人员也对其作过简单调查,在没有排除其是否具有作案时间后,仅凭其一面之词就没有继续查证。据夏小明村里的人说,自从公安机关找过夏小明后,夏小明一家三口突然一夜之间人间蒸发,去向不明。

从另外一个渠道获得的消息是,夏小明与妻子关系一直不好,没有固定经济来源,平时很拮据,夏小明爱在章倩的诊所附近晃悠。案发后的最近几年,夏小明村里人都在传言:“是夏小明掐死了隔壁村的村医,村医的叔叔是个冤大头。”后来,从新疆回来的夏小明的村里人也说,在新疆见过夏小明周围的人,大家都知道章倩就是夏小明害死的。

因为村民胆小怕事,不敢招惹夏小明,所以,平时敢怒不敢言,也不愿意作证,只能对村民采用了私下录音。这些传言,也引起了章伟军哥嫂及侄儿的注意,他们感觉章伟军是被冤枉的。虽然,村民的说法只是传来证据,但是,对于查明章倩的真正被害原因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章倩的父母、章伟军的哥嫂,曾经以为就是章伟军做了伤天害理、人神共愤的杀人行为,咬牙切齿,恨不得将章伟军撕成纸片。但是这几年,越想越不对劲,他们知道平日里章违军是如何疼爱他们的闺女的。所以,从最初的恨,开始转变成为章伟军申诉,并控告夏小明。

03


根据争议焦点,坚定地为章伟军无罪辩护


根据案宗中的材料和省检察院出庭检察官的观点,归纳出本案如下争议焦点:

1.仅凭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能否定罪?物证在哪?

2.抽屉中的近千元去了哪?章伟军是怎么花掉的?

3.涉案钥匙章伟军扔到了哪里?如此重要的物证为何不查清?

4.没有作精斑DNA鉴定的强奸杀人能否定案?

5.案件现场为何没有做排除章伟军指纹的技术鉴定?

6.原二审“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改判死缓”是否说明案件存疑?

7.现有证据能否推定刑讯逼供成立?

8.事实证据方面是否全面存疑?能否推定无罪?

9.被告人当晚醉酒,且有严重肩周炎,其是否有作案能力?

10.被告人的口供前后不一,能够作为定案依据?

11.亲如父女,视同己出,叔叔是否会奸杀自己疼爱的亲侄女?

12.被告人供述的作案情节、手段、方式等为何前后不一?

13.沉尸的面粉袋究竟来源何处?

在省高院就本案再审开庭中,褚律师准备了二十余份新证据,并为章伟军发表了如下无罪辩护:

(一)仅凭口供不能认定章伟军有罪,本案疑点无法排除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原一、二审在只有违法获取的章伟军的口供,且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相互佐证的情况下,仍然判决章伟军有罪,这与“只凭口供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重要刑事诉讼制度背道而驰。

以下必备证据或事实没有查清:

1.丢失的近千元现金去向未查明

本案中,丢失的近千元营业款在哪?章伟军并没有准确“交待”清楚,这是本案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证。如果认定章伟军就是凶手,就必须查清该款的下落。章伟军在家里不经手钱物,近千元现金,对章伟军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如果是其实施了犯罪行为,那么近千元营业款的下落,警方应查明。

按章伟军的供述,该款被自己用掉了。近千元的金额,在当时贫困偏僻的农村,不是一个小数目,究竟怎么用掉的?应当依法查证,只有落实了该款的去向,才可以与章伟军的其他供述相互印证。

根据章伟军的母亲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章伟军平时在家里使用不了多少钱,日常开支就是买点便宜酒,偶尔和村里人打输赢非常小的扑克牌,在村里小卖部购买其他生活用品,也是赊账,每月底结账一次。

根据在案材料显示,办案人员曾经问过小卖部,也走访了村民,曾想弄清钱款的去向,但是,发现在案发后的一段时间里,并未见章伟军有与近千元现金相匹配的大额支出。既然认定章伟军拿了该款,就应当有证据证实,否则,不能仅凭章伟军所说“自己用了”就武断定案。

2.章倩一串钥匙的下落至今不明

章伟军及其哥嫂、母亲都能证实章倩平时有一串随身携带的钥匙,用于开院门、房门、诊所门、卧室门、客厅门,但这串钥匙却神秘失踪。章倩在家中被人强奸杀害,又被抛尸离家五百米的机井,而门窗完好无损。案件非常明显,真正的罪犯使用了被害人章倩手中的一串钥匙。

关于这串钥匙,章伟军交代了了两个地方,一是院后的小水构,二是邻居家的茅厕,但两处翻了个底朝天,并无钥匙踪影,说明章伟军的交代是在刑讯逼供下的没有办法的信口雌黄。

如此重要的物证,相当于作案工具,不能说不查就不查了,说不见就不见了。辩护人认为,查明了钥匙的下落,再做一个指纹鉴定,凶手就非常容易确定,也就可以排除章伟军作案的可能。

3.未依法进行精斑DNA比对鉴定

按办案机关的说法,章倩是先被强奸后被杀害,这一说法的依据何在?辩护人在案卷中的尸检报告中找不到痕迹。如果是章伟军“作案”,那一定得有被害人章倩体内或体表残留的精斑和章伟军的血迹进行DNA司法鉴定,以便确定章伟军是否是真正的作案人,这对侦查机关来说是一个基本的侦破常识。且卷宗中也没有关于为什么没做DNA鉴定的情况说明。辩护人认为,除章伟军的所谓强奸供述外,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章倩曾被强奸。

4.没有进行指纹和鞋印痕迹司法鉴定

按章伟军的“交待”,他在章倩的房间实施性侵持续了20多分钟。而章倩一直在挣扎,其手脚接触到了柜子、床沿、床架、门窗、抽屉、开关等部位。如果当晚章伟军在案发现场,只要作指纹和鞋印痕迹司法鉴定就一目了然。遗憾的是,并没有作鉴定。可见,杀人行为系他人所为。在案件侦破过程中,一切合理怀疑并没有得到排除。

(二)本案中的几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没有查清

1.章伟军供述的作案场景明显前后不一,讳莫如深

辩护人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关于作案细节问题,章伟军的供述有明显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是关于杀害章倩的方式,先后有手掐、胳膊扼、布袋勒、绳索缠四种;关于杀害章倩的位置,先后有门口、地上、床上、柜边、窗边五个方位;关于沉尸袋子的来源,先后有村小卖部借的、章倩房间的、自己房间的三种;关于沉尸的砖头的来源,先后有自家的、邻居家的两种。

这是一起震惊附近方圆数十里的奸杀案,也是市检察院原公诉人和省检察院原出庭检察官在原一、二审法庭上所称的所谓“铁案”,仅章伟军对作案场景的供述,就有如此多的不一致。市公安局执拗地向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市检察院固执地向市中院起诉,市中院任性地作出死刑判决,省高院轻易地维持强奸杀人罪名认定,最终让章伟军痛不欲生,蒙冤至今。

公检法各机关在本案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别出心裁的定案、定罪、定夺等,让三机关本应“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的机制失灵,也让辩护人曾一度怀疑自己与法官、检察官、警官学习的法律是否相同?

2.章伟军供述中的疑点经辩护人调查仍无法排除

就上述沉尸用的袋子,章伟军曾有一种说法是向村小卖部借的,但是小卖部老板能证明,章伟军不但在案发前没有向小卖部借过面粉袋子,而且在平时也从未向小卖部借过,小卖部老表表示自己记得千真万确,不会指鹿为马。

关于沉尸用的红砖头,章伟军先说是自家的,后称是邻居家的。但是,经辩护人调查,从井里打捞出来的红砖头,邻居家说,他家从来就没有红砖头。而章伟军的母亲、哥嫂都证明自家没有红砖头。

根据病历、购药单据及章伟军供述等能证实,章伟军在案发前患有严重的肩周炎,两支胳膊平时无力。按章伟军的供述,是他把章倩的尸体和装红砖的袋子用肩扛到井旁的。试问:当时有严重肩周炎且两支胳膊无力的章伟军不可能把约百斤重的章倩和超过一百斤的装有红砖的袋子送到自己肩上。

3.当晚章伟军因醉酒倒床睡到天明,无作案时间和能力

根据辩护人的调查了解,案发当晚,章伟军在村里打牌至深夜,散场后喝了很多酒,是同村人送到院门口的。章伟军回到家,脚脸未洗,蒙头酣睡,一觉天明。曾有人把章伟军案发当晚可能喝醉的情况向办案人员进行了反映,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从生活情理上而言,章伟军当晚不会有故意杀人、强奸、沉尸水井的作案能力,办案机关在当时已有人反映该问题的情况下,忽视了对章伟军无罪证据的排查,这是非常严重的工作疏忽。只要办案民警对当晚一起打牌、一起喝酒、送章伟军回家的人简单核实,章伟军是否“作案”?就一清二楚,黑白分明。

4.章倩的奶奶证实当晚凌晨院门和院内有开门声

根据章倩奶奶的陈述,当晚大约刚转钟,听到章伟军回家的脚步声,约两个小时后又听到院门和院内房门开启的声音,约一个小时后,院门再次发生开关门的声音,她以为是有人起夜上厕所,也就没有太在意。

老太太既是被害人章倩的奶奶,也是被告人章伟军的母亲,她的陈述具有客观真实性。由此可以推断,作案的人不可能是章伟军,而是其他人。第一次门响可能是有人作案后逃走,第二次门响的声音估计是返回来盗窃、沉尸、清理作案现场。

5.有证据证实夏小明有作案可能

有人证明案发前夏小明到过章倩所在的村子,办案人员也对其作过简单调查,在没有排除夏小明是否具有作案时间及可能后,仅凭其一面之词的辩解,就没有继续查证。而在办案人员对夏小明调查过之后,夏小明一家三口突然一夜之间,人间蒸发。

从另外一个渠道获得消息,夏小明与妻子关系一直紧张,家庭没有固定经济来源,平时拮据,夏小明爱在章倩的诊所附近晃悠。案发后几年,社会上有人在传言,是夏小明掐死了章倩,章倩的叔叔是冤大头。后来,从新疆回来的夏小明的村里人说,在新疆见过夏小明周围的人,大家也说章倩是夏小明害死的。

因为村民胆小怕事,不敢招惹夏小明,所以,敢怒不敢言,也不愿意作证,为此,只能对部分村民采用了私下录音取证。虽然,村民的说法只是传来证据,但是,对于查明章倩的真正被害原因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原判认定事实错误,章伟军没有实施犯罪行为

依刑事司法实践和通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必须具备:据以定案的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所有证据与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属于犯罪各构成要件的事实都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所有证据从总体上足以对需证明的事实得出唯一确定的结论。

本辩护人详细查阅了一、二审卷宗,现有定案证据根本达不到这一证明标准。原一、二审所谓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纯属无稽之谈。

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这是无罪推定的应有之义。

本辩护人注意到,二审改判章伟军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理由是“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这里的“具体情况”应当理解为“证据存在疑点,一旦执行死刑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就用了一个二审法院自认很“负责”和“折中”的办法,推定章伟军构成犯罪,这种做法犯的是刑事司法审判中“有罪推定”大忌。

本案被害人章倩于1999年12月2日夜里失踪,后其尸体被发现于离家约五百米左右的一口机井中。公安机关自己将此案定为“千禧年中原第一大案”。在久侦不破的情况下,凭着所谓的章伟军“偷听”案件谈论,就将其列为犯罪嫌疑人,实在荒唐至极。同时,本案中存在的其他嫌疑人夏小明不予采取侦查措施进一步确定,置之不理,属典型的乱作为。

章伟军虽然是单身,但绝对不可能做原判所认定的令人发指的强奸、杀人犯罪行为。章伟军虽没有结婚,但包括章倩在内的其他家庭成员是他的至亲。原判武断的认定不但使章伟军蒙冤,而且是在扼杀善良的社会风气,践踏人的道德底线,使不明真相的人淡漠亲情,处处防范。

(四)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在讯问中使用殴打、责骂等方式或者其他变相方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进行折磨和摧残,以逼取口供的行为,在当时盛行。刑讯逼供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自我辩解的权利,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被迫做出某种供述,以致常常造成被审讯对象重伤、死亡和冤假错案的发生。损害的是司法机关的形象,往往放纵了真正的罪犯,刑讯逼供是我国明令禁止的。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仅如此,我国《刑法》更是将刑讯逼供行为规定为犯罪。刑讯逼供往往使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

震惊全国的“杜培武杀妻案”和本辩护人曾参与代理的“佘祥林杀妻冤案”,相信法律人都不可能轻易忘记这两个因极端刑讯逼供而导致的特大冤假错案。

昆明警官杜培武的妻子被枪杀,三拳两脚,杜培武“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二审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改判死缓,这个改判的理由和本案章伟军二审改判死缓的理由一模一样,如出一辙,本辩护人不知这是不是二审法院在“把握不定”时的一种“潜规则”。

佘祥林因“涉嫌杀死妻子”遭到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一审被判处死刑,高院二审发现案件存疑,发回重审,最终被判十五年。随后妻子突然现身,使冤案得以揭开真相,佘祥林冤案促使国家一系列严禁刑讯逼供政策及司法解释的出台。

两个典型的错案和章伟军的遭遇极其相似,“有罪推定”只会冤枉无辜,放纵真凶。“无罪推定”的立法本意是保护无辜者不受追究。二审中的“鉴于具体情况”是和这一重要原则相冲突的,的的优二审审既然案件存疑,就应宣告无罪,而不应考虑国家赔偿、受害人不服、民愤难平等法外因素。

“知错就改,坚持实事求是”既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司法机关应当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本辩护人不希望杜培武和佘祥林的悲剧在章伟军的身上一直继续,这是不人道的。

通过章伟军的讯问笔录上显示的时间来看,章伟军被侦查机关带走后,连续对其审讯七天七夜。其家人在侦查机关见到章伟军时,章伟军已奄奄一息,全身是伤。这种惨无人道、灭绝人性获得的所谓“口供”是绝对不能作为依据的。

从县医院调出的诊疗记录,可以看出,章伟军在被羁押后,曾经被办案机关送至医院治疗,医生的诊疗记录上显示,患者章伟军自述下身疼痛,门牙齿脱落,身上遍体鳞伤。如果办案机关不能证明章伟军是故意自伤自残,应当推定对章伟军实施了暴力取证行为。

对侦查机关是否实施了刑讯逼供?绝对不能仅凭着案卷中公安机关所谓的“没有刑讯逼供的”《情况说明》来认定。公安机关本来是实施刑讯逼供的主体,让他们自己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自己没有实施刑讯逼供是非常荒谬的。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自己不能做自己的证人,这是基本常识。

本辩护人向法庭提供的证人证言和医院的治疗记录充分证明章伟军受到了公安机关不容否定的刑讯逼供,请法庭依法采信这些证据,否定章伟军在刑讯逼供下所作“供述”,进而才有机会追查本案中的真正罪犯夏小明。

综上,本案并非章伟军所为。原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对章伟军定罪量刑,完全错误。请依法宣告章伟军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合议庭在评议时予以考虑!

04


省高级法院再审改判无罪,并当庭释放


市中院对章伟军作出一审死刑判决的时间是2002年的圣诞平安夜,巧合的是,省高级法院经再审,于2008年的圣诞节当庭宣告章伟军无罪,立即释放。刑事判决主文如下:

章伟军于2002年12月24日被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3年11月20日本院判决维持原判中对其强奸罪的判决部分,对其所犯故意杀人罪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被送往XX监狱服刑。

辩护人褚中喜,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章伟军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一案,市中级法院于2002年12月24日作出(2002)刑初字第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本院于2003年11月20日作出(2008)刑一终字第00171号刑事判决。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本院于2008年5月22日作出(2008)法刑申字第13号再审决定,对本案提起再审。

本院依法另行组成了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1999年12月2日夜,被告人章伟军窜入其侄女章倩的住室将其强奸,后恐事情败露,将章倩卡死在主卧室床上,后将尸体投入本村西南一个机井中,经法医鉴定,章倩系机械性窒息而死亡,属死后入水。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被告人章伟军的多次有罪供述、证人张某等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等。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原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史红梅、章伟国丧葬费人民3000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章伟军以没有犯罪为由提出上诉。

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和一审相同,但认为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对章伟军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判决如下:维持原判对上诉人章伟军犯强奸罪的判决部分和附带民事诉讼判决部分,撤销原判对上诉人章伟军故意杀人罪的量刑部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上诉人章伟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原判强奸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原审上诉人章伟军称没有实施杀人、强奸犯罪。

辩护人褚中喜的辩护意见主要是本案并非章伟军所实施,一、二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依法改判章伟军无罪。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及本院认定原审被告人章伟军于1999年12月2日夜将章倩强奸、掐死后将尸体投入本村西南一个机井中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辩护人关于本案无罪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本院院认为,市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章伟军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不能成立。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原审被告人章伟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人民币3000元;及本院以故意杀人罪改判章伟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原判强奸罪判处的有期徒刑四年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错误,应予纠正。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项、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省高级法院(2003)刑二终字第00171号刑事判决和市中级法院(2002)刑初字第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二、宣告原审被告人章伟军无罪;

三、原审被告人章伟军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05


无罪释放后章伟军最终获得国家赔偿


(一)省高级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省高级法院根据章伟军的申请于2009年2月27日作出如下国家赔偿决定:

本院认为,本院于2008年12月25日作出的(2008)法刑终字第001号刑事判决是对本院2003年11月20日作出的(2003)刑一终字第00171号刑事判决的依法确认。

由于本院的错误判决,致使章伟军的人身自由受到侵犯,章伟军申请本院因再审改判无罪赔偿理由成立,应予支持;章伟军在人身自由受到侵犯的同时,精神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应予部分支持;但章伟军要求赔偿残疾赔偿金,因该侵权行为没有经过依法确认,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章伟军要求赔偿其母亲生活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章伟军要求在省级以上报刊、电视等媒体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请求,由于省高级法院已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章伟军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故亦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三项、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二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一、本院赔偿章伟军被无罪羁押3060天的赔偿金(待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08年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数额后计算);

二、赔偿章伟军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

三、驳回章伟军的其他赔偿请求。

如对本决定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二)最高法院对赔偿问题一锤定音

章伟军对省高级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不服,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作出最终赔偿决定。经过听证,各方陈述意见,在就精神抚慰金达成“保密协议”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18日依法作出如下赔偿决定:

赔偿请求人章伟军于2009年1月9日以再审改判无罪为由,向赔偿义务机关省高级法院提出赔偿申请,省高级法院于2009年2月27日作出(2009)法赔字第00001号赔偿决定书。章伟军对该决定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本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2000年1月14日,章伟军因涉嫌强奸、故意杀人被当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3日被逮捕。2002年12月24日,市中级法院作出(2002)刑初字第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一、被告人章伟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被告人章伟军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人民币3000元。

章伟军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03年11月20日,省高级法院作出(2003)刑一终字第00171号刑事判决:一、维持市中级法院(2002)刑初字第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对上诉人章伟军犯强奸罪的判决部分;二、撤销市中级法院(2002)刑初字第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对上诉人章伟军犯故意杀人罪的量刑部分;三、上诉人章伟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其所犯强奸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终审判决后,章伟军被送往监狱服刑。2008年5月22日,省高级法院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章伟军共被羁押3060天。

省高级法院经再审认为,市检察院指控章伟军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不能成立,原判决错误,应予纠正。2008年12月25日,省高级法院作出(2008)法刑再终字第001号刑事判决:一、撤销省高级法院(2003)刑一终字第00171号刑事判决和市中级法院(2002)刑初字第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二、宣告章伟军无罪;三、章伟军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009年1月9日,章伟军以再审改判无罪为由,向省高级法院提出赔偿申请。省高级法院经审查认为,该院2008年12月25作出的(2008)法刑再终字第001号刑事判决,是对该院2003年11月20日作出的(2003)刑一终字第00171号刑事判决的依法确认。

由于该院的错误判决,致使章伟军的人身自由受到侵犯,章伟军申请该院再审改判无罪理由成立,应予支持;章伟军在人身自由受到侵犯的同时,精神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应予部分支持。

据此,2009年2月27日,省高级法院作出(2009)法赔字第00001号赔偿决定:一、赔偿章伟军被无罪羁押3060天的赔偿金(待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08年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数额后计算);二、赔偿章伟军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三、驳回章伟军的其他赔偿请求。2009年4月23日,省高级法院作出(2009)法赔字第00001-1号执行赔偿决定通知书,确定该院赔偿章伟军被无罪羁押3060天的赔偿金(每日按人民币111.99元计算)计342689.40元。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章伟军与赔偿义务机关省高级法院就精神损害补偿另行达成协议,并表示鉴于本院已向其释明国家赔偿相关规定,省高级法院亦再次给予当众赔礼道歉,他不再向省高级法院主张残疾赔偿金,也不再要求在省级以上报刊、电视等媒体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赔偿人章伟军经再审改判无罪,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对侵犯人身自由权的赔偿,按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111.99元计算。章伟军实际被羁押3060天,应获得赔偿金342689.40元。省高级法院认定赔偿请求人章伟军被侵犯人身自由的天数、赔偿数额正确,应予以维持。

关于章伟军要求赔偿残疾赔偿金和其母亲生活费的请求,应先向侵权机关申请确认。章伟军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超出了《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赔偿范围,不予支持。省高级法院原决定赔偿章伟军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法律依据不足,原决定第二项应予撤销。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三)项、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一、维持省高级法院(2009)法赔字第00001号赔偿决定书第一项、第三项;

二、撤销省高级法院(2009)法赔字第00001号赔偿决定书第二项。

本决定自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06


真凶夏小明最终被抓获,并被判处死刑


(一)公安机关最终侦破本案抓捕真凶夏小明

在章伟军被再审改判无罪后,省公安厅指令市公安局对夏小明立案侦查,根据掌握的初步证据材料,市公安局远赴新疆,先在外围对夏小明秘密调查,在获取关键证据后,依法将夏小明抓捕。

根据夏小明的供述,在距离其家东侧50米的井中打捞出章倩的一串钥匙,该钥匙能够打开大门挂锁、诊所外屋、里屋门锁、诊所内桌子抽屉挂锁,其交代的章倩家的场景和房间方位与案发时一模一样。

经进一步查证,夏小明在案发当日,去章倩家西屋诊所看病,瞟到了抽屉中有现金,其趁人不备,躲到章倩的东屋卧室床底,晚上在章倩熟睡之后,用章倩的钥匙打开诊所门和抽屉,窃取近千元现金。现金到手后,夏小明又潜入卧室准备强奸章倩,惊醒的章倩正准备反抗,夏小明恐惊醒章倩家人,将章倩扼死。

深夜逃回家的夏小明唯恐暴露,从家里拿到一个面粉袋,再次返到章倩家,将章倩的尸体扛到章倩村里的一机井旁,用绳子一头系在章倩的脖子,一头系在装有半袋砖的面粉袋上,推入深井里。在返家的途中,将章倩的一串钥匙扔进距家约50米的一口井里。

章倩的父母委托褚律师作为其律师,依法向夏小明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协助公诉人对夏小明进行指控。这时褚律师的角色发生180度大转弯,从为章伟军无罪辩护,到惩治真凶夏小明。在后来的市中院和省高院对夏小明的刑事审判中,褚律师依法提出了应当判处夏小明死刑的出庭意见,最终被两级法院采纳。

(二)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真凶夏小明死刑

1.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章倩是被夏小明杀害

市中级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12月2日晚,夏小明到邻村章倩家西屋开办的诊所看病,发现诊所抽屉内有钱,顿起盗窃之念。夏小明藏匿在章倩东屋的卧室床下伺机作案。当晚,章倩出诊后回卧室休息。夏小明趁章倩熟睡之机,用章倩的钥匙打开诊所门,窃取现金近千元。之后,夏小明又潜入卧室企图强奸章倩,被发现,夏小明遂用双手扼住章倩的脖颈,致其死亡后逃离现场。

当夜,夏小明害怕罪行暴露,遂又返回章倩家中,将尸体背至一机井旁,用面粉袋装半袋砖头,后用绳子将半袋砖头系于章倩的脖颈处,将尸体抛于井内。夏小明在返家途中,把章倩的一串钥匙扔于其家附近的另一井内。为此,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夏小明死刑。

2.一审判决夏小明作案的主要事实依据

夏小明的多次供述证实:案发当天,因去章倩家诊所看病,发现抽屉里有钱,其藏于章倩卧室床下,用章倩的钥匙开诊所门,窃走现金近千元。后欲强奸章倩时被发现,其用双手卡住章倩的脖子将其掐死,将尸体弃于井中,并将章倩的钥匙扔于另一井中。

夏小明前妻证实:夏小明说他把邻村的章倩强奸后掐死了,拿走了诊所的钱,回家拿绳子和袋子,装了半袋砖,再到章倩家扛出尸体投入井里,在回家的路上将钥匙扔进了我家附近的井里。

夏小明的父亲证实:2000年初接到夏小明岳父的电话,说夏小明把邻村的一个女孩子强奸后杀害了,夏小明一家三口已经来到新疆。

夏小明的前岳父证实:听老伴说夏小明把邻村的一个乡村医生害了,我把这个信息打电话告诉了夏小明的爸爸。

辨认笔录:夏小明辨认出距夏小明家东约50米的土井,即是夏小明抛钥匙的土井。

侦查实验笔录:根据夏小明的供述,在其家东侧井中打捞出一串钥匙,能够打开大门挂锁、诊所外屋、里屋门锁、诊所内桌子抽屉挂锁。

现场勘查笔录:夏小明描述的抛尸现场及章倩家中的情况与其供述完全一致。

(三)省高级法院二审维持原一审死刑判决

1.夏小明不服一审判决向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

夏小明上诉意见:章倩是汪卫杀害的,汪卫事后才告诉自己,自己只参与帮助处理尸体。在二审讯问及二审法庭上,夏小明又称:原来说是自己杀害了章倩,是胡编的,自己没有作案,案发时在新疆,没有作案时间,原供述系公安机关非法手段取得。

辩护人意见:本案主要事实不清,证据明显缺失。夏小明供述在杀死被害人的时间、地点等情节上不一致,夏小明的供述与其前妻的证言不一致等,本案无直接证明夏小明杀人的证据。

褚中喜律师的出庭意见:本案刑事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维持原判,夏小明的上诉意见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出庭检察员意见:本案证据来源合法,与案件事实相互关联,证据证明方向一致。综合全案证据,完全能够认定夏小明是杀害了章倩。夏小明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意见不能成立,夏小明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建议二审法院对刑事部分维持原判,对夏小明严厉惩罚。

2.二审在驳斥夏小明及辩护人意见后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辩护人辩称“本案主要事实不清,证据明显缺失,本案无直接证明夏小明杀人的证据”的意见,经查,夏小明在侦查阶段共作过九次有罪供述,对其故意杀死章倩的犯罪事实予以供认。公安人员在新疆首次讯问夏小明,在其供认犯罪行为后,又分别调查询问了夏小明的父亲、姐姐等亲属,均不同程度地证明了夏小明供述的相关内容。公安人员还同时在安徽省调查了夏小明的前妻、前岳父,二人也证明了夏小明供述的相关情节。

夏小明供述将章倩掐死的作案手段与尸体检验系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结论相吻合;其供述章倩的衣着特征,面粉袋、绳子从自己家拿的,袋内有砖头等情节,与现场打捞出尸体的情况及前妻证言相吻合;其供述将尸体、钥匙抛弃于不同的井中的情节,与现场勘查笔录记载的地点完全一致。且根据夏小明供述的地点及现场指认,打捞出其作案后抛弃的钥匙,该串钥匙经章倩母亲辨认,系其家钥匙,且经实验能打开章倩家的四处门锁。

原判认定上诉人夏小明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夏小明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夏小明的上诉理由及夏小明的辩护人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省检察院检察员王军的出庭意见和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褚中喜要求维持原死刑判决的意见予以采纳。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本裁定依法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四)原办案民警被判刑,原公诉人自杀

根据章伟军的控告,当地及时地启动了错案追责程序,对章伟军遭受“肉刑”负有责任的几名警察和主管领导,因涉嫌刑讯逼供罪和玩忽职守被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章伟军被屈打成招的过程也被检察机关揭开,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认定:凶杀强奸案发后,警方在排查过程中,曾一度将夏小明列为怀疑对象,在对其作案嫌疑没有完全排除的情况下,涉案民警又将章伟军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带到一宾馆逼取口供。当章伟军不承认或承认前后不一、矛盾百出时,办案民警就用脚猛踢章伟军的下身,辱骂殴打,强令章伟军“承认”强奸杀害亲侄女的全部“犯罪”事实。

受章伟军的委托,在异地某县法院对涉案警察和负责人的审判中,褚律师代章伟军对涉案警察、主管领导及公安机关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要求严惩涉案民警,依法追究涉案警察的刑讯逼供和主管领导玩忽职守的刑事责任,对章伟军因蒙冤而造成的伤残应由原办案机关和直接施暴的警察共同赔偿。

为了避免法院对涉案民警及主管领导被轻判,章伟军放弃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部分。经过异地审判,就被控罪名,某县法院采纳了公诉人的公诉意见和褚律师的出庭意见,依法认定办案民警构成刑讯逼供罪及主管领导构成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二年有期徒刑等不同的刑罚。

当年的承办检察官,在章伟军服刑期间,被提拔为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错案纠正后,其在被办案人员准备依法强制带走前,获得消息后,因无法承受“从天堂到地狱”的巨大反差,自杀身亡。

07


办理此案的几点思考


(一)办案人员在每一起刑事案件中需要特别慎重

绝大多数冤假错案,一般有公诉人的身影,如果公诉人能把好案件质量关,不迁就侦查机关,将错案消灭在萌芽状态,就不会有无辜者被蒙冤。任何一起冤假错案,毁灭的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而且是对大众刚刚重拾的法治信心的巨大伤害,更是对法治信仰的无情摧毁。

回想现在,仍有一些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并没有从此案中吸取教训。不是根据事实和法律办案,而是看领导眼色行事,依据上级意志和要求办案,也有一些办案人员急功急利,为了升职,不惜造假案,危害法治。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领导任职不是终身制,总有升迁、调离或退休的一天,其影响力不可能一直存在。随着法治的不断进步及纠正冤假错案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曾经的错案总有纠正的一天,最终的“冤大头”可能就是曾经的办案人员,哪怕退休之后颐养天年之时,也有可能走向法庭,接受审判。

本案中的部分办案人员在接受法庭审判时,都称是根据上级的安排办案,自己只是执行者,想抓住救命稻草,逃过一劫。而曾经的上级并没有“仗义执言”,为其分担,反而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在口说无凭的情况下,遭殃的最终是办案人员。镇痛思痛,只有提高办案质量,严格证据标准,把案件办成精品,才会免除以后可能的牢狱之灾。

(二)杜绝刑讯逼供,重视客观证据,不轻信口供

本案系因刑讯逼供、领导插手办案而形成的冤假错案。实践中大部分刑事冤家错案形成的原因,往往与侦查机关重口供,忽视物证以及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破案心切和命案必破的政策有关。不可否认,人的认识能力和主观能动性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并不是所有的案件在发生后都可以及时查明案情。

防止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发生,就需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要收集与本案相关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作案时间、作案工具、作案现场、现场勘验笔录、侦查实验、鉴定意见等都是查证案件事实的重要线索或凭证。

犯罪总要发生在现实社会中,犯罪人实施的犯罪,正常人的行为都具有预期性,希望实现一定的目的。因此,对于犯罪行为的侦查,除了从法律、事实和证据上着手外,还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审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犯罪的目的、背景以及是否符合常理或基本逻辑。

本案中,叔叔奸杀侄女的案情,有悖伦理,不合常情,为普通人的价值观所不能接受。对于这种案情的侦破就要结合证据、运用常理和社会经验判断嫌疑人的作案背景和目的。章倩与章伟军系亲叔叔与亲侄女的关系,一家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对于正常和理性的成年人,除了亲情,绝对不可能产生爱情或其他不合理或非分之想。

(三)当地作出无罪判决、追查真凶、严惩办案民警值得点赞

在该案中,褚中喜律师以律师的身份直接参与了为章伟军无罪辩护、申请国家赔偿、出庭协助检察机关指控真凶夏小明故意杀人和施暴警察刑讯逼供及主管领导玩忽职守。这几起案件,切身感受到一起错案的形成、纠正、追责的全过程,犹如一部大片,该案对涉及的每一个家庭都是呕心抽肠,撕心裂肺,对每一位参与纠错的办案人员都不堪回首,刻骨铭心。

省高级法院不忘初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依法撤销市中级法院和省高级法院原一死刑判决和二审死缓判决,最终改判章伟军无罪,并依法给予国家赔偿,及时消除此案对章伟军及其家人的伤害,值得点赞。省高级法院不但不会因此而公信力受损,而且能够在纠错中得到公众的更大的尊重和信任。

对真凶夏小明的一、二审死刑判决,一定程度上抚平了章伟军及其家人的心灵创伤,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正告和警醒每一位准备以身试法者:作恶必被罚,伸手必被抓。该案也提醒身在偏远农村的年轻女孩子,晚上需要注意自身安全,父母和家人应当提高警惕,不要让犯罪分子侵害到家庭成员。

对涉案民警和涉案民警的主管领导的刑事追责,既是对章伟军及其家人的一个说法和交代,也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其违法犯罪的工作人员的零容忍。只有这样,司法工作人员才会在以后的办案中,慎之在慎,进一步提供办案质量,杜绝冤假错案,让办理的每一起案件在事实认定上有铁证,在法律适用上有依据。

(四)错案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抚慰金应当适当提高

在代章伟军向省高级法院申请赔偿时,1995年1月1日施行的《国家赔偿法》并没有规定精神抚慰金赔偿项目,褚律师提出应当参照民事案件中的精神抚慰金的标准和方式对章伟军进行赔偿,省高级法院支持了10万元精神抚慰金,因不服其他赔偿请求项目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作出最终赔偿决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10万精神抚慰金的赔偿部分,但章伟军与省高级法院此前已经达成了其他方面的赔偿项目和方式,相当于曲线救国。

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就两部《国家赔偿法》司法解释的起草修订,向褚律师发出了邀请。同时被邀请的还有行政法奠基人应松年老师、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教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陈春龙教授、北京大学行政法博士生导师湛中乐教授等专家学者。

201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国家赔偿法》,扩大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适用范围,增加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

2021年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应当在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50%以下酌定;后果特别严重,可以在50%以上酌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正式审议该司法解释前,曾将该司法解释送审稿送至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希望听取律师界的意见,也许是因为褚律师办理国家赔偿案件较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将该司法解释送审稿发给褚律师,让其提出意见。通过反复检索现有案例和学者观点及专家建议,并结合自己办理国家赔偿案件中遇到的精神抚慰金赔偿问题,褚律师站在国家赔偿申请人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有些被采纳。

但提出的“关于应按人身自由赔偿金或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二倍以上的标准支付精神抚慰金”的修改意见未得到采纳。但原来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精神抚慰金的标准从相当于生命健康、人身自由赔偿总额的35%提高了到一般应当在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50%以下,但是也规定了后果特别严重的,可以在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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