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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销售日本辐射区酒水,厦门市中院判决承担十倍赔偿

作者:刘江来源:刘江浏览量:1431发布日期:2022-1-6

酒吧销售日本辐射区酒水,厦门市中院判决承担十倍赔偿

雷剑 消费研究 2021-12-28 16:57

观点


厦门市中院认为:




久川公司明知所销售的酒没有中文标签不符合安全标准仍进行销售,刘春光要求其赔偿损失并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消费者是否已产生实际损失并非主张上述赔偿的要件,久川公司、李惠强以刘春光没有实际损失为由进行抗辩缺乏法律依据。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52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久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惠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光




上诉人厦门久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川公司)、张惠强因与被上诉人刘春光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11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久川公司、张惠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春光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支持刘春光主张的证据不足。刘春光始终拒绝举证证明其所称所购买的酒来自东京核辐射地区,且不提供有中文翻译的证据,而是提供日文证据。2.一审违反法定程序,损害了相应诉讼参加人的诉讼权利。酒是从厦门道口酒业有限公司采购,有关进口手续和证明应由该公司提交,久川公司、张惠强一审申请追加其为第三人,但一审法院不予追加。3.一审法院无视刘春光的特殊身份,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背立法本意。久川公司、张惠强举出了充分证据证明刘春光系一个来自河南西华村的团伙,3个人几乎在同一时间以同样操作手法,进行所谓的“消费”行为,以同样理由提起诉讼。说明其是明知且恶意购买行为。一审法院无视其在同一个法院的相同的3个案件,简单粗暴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认定刘春光是合法消费者判决十倍赔偿是错误的。消费者主张十倍赔偿须以有实际损失为前提条件,否则不应支持。4.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会严重破坏厦门市场经营环境,必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刘春光辩称,1.久川公司、张惠强销售的酒为从日本进口,无中文标签,系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刘春光在一审中主张久川公司、张惠强销售的酒系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案涉酒系从日本核辐射区东京都进口的酒,是我国禁止进口的酒;二是案涉酒系进口酒但却没有中文标签,系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久川公司、张惠强认可其销售的酒系从日本进口的酒,只是否认系从东京都进口的酒。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没有中文标签的不得进口,故久川公司、张惠强销售的日本进口酒无中文标签,就已经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了,刘春光是否提供了案涉酒的日文的翻译文件、以及刘春光是否证明案涉酒来源于核辐射区东京都,都不影响久川公司、张惠强销售的案涉酒系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且,从刘春光提供的证据及生活常识可以很明显看出案涉酒系进口的酒,且该酒无任何中文标签,若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消费者必须提供相应的有资质机构的翻译文件,无疑是大大加深了消费者维权的难度,这将不利于消费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鼓励消费者积极维权的立法目的相违背。




二、久川公司、张惠强对其销售的案涉进口酒未尽基本的查验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未同意久川公司、张惠强追加第三人道口酒业有限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并未违反程序。久川公司、张惠强销售的案涉进口酒,没有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没有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证明、包装没有中文标签,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基本注意义务。久川公司、张惠强根本没有尽到《食品安全法》要求食品经营者应当对进货食品进行的基本查验义务,也表明久川公司、张惠强是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采购的日本威士忌酒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2、久川公司、张惠强仅仅在一审开庭时提供了其所谓进货商“道口酒业销售单”和厦门道口酒业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就称依法履行了进口食品查验义务,更是错误。所谓的“道口酒业销售单”没有道口公司的盖章,没有交易发票,是不是道口公司出售的还无法确认;即使是道口公司出售的,道口公司出售也应当附有商品的进货渠道和合格证明,久川公司、张惠强才能购买。3、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道口酒业公司并不是必要共同诉讼人,刘春光有权单独起诉久川公司、张惠强,要求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久川公司、张惠强也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




三、刘春光是消费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刘春光在久川公司、张惠强经营的场所十来天两次购买了案涉进口酒3瓶,并当场消费饮用,每次消费久川公司、张惠强还均有赠送多种的配酒小菜。刘春光不存在同一时间,大量、反复购买相同产品,购买超出个人消费的物品的情形,同时刘春光购买的酒也已经当场饮用,这完全符合一个日常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范围。2、久川公司、张惠强认为刘春光与其他案件有关联,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团伙,是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其他案件的原告与本案的原告不同,被告也不相同;不同的消费者对不同的商家,依据各自的消费行为进行维权,依法分别起诉主张各自正当的权利,各个案件没有事实和法律的关联性,更不是谋取不正当利益。3、食品与药品不同于其他产品,食品、药品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而消费者出于不同的原因,在购买时可能无法预计所购食品、药品的质量问题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法律在食品、药品质量上对经营者实行严格责任原则。根据该规定,刘春光作为消费者,无论是否知情久川公司、张惠强销售的酒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都不影响刘春光主张权利。4、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消费者主张十倍赔偿并不以有实际损失为前提条件。




四、关于久川公司、张惠强所提的维持一审判决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更是无稽之谈;相反,支持久川公司、张惠强的售假行为才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刘春光是依法维权,久川公司、张惠强销售没有合格进口证明和中文标签、没有经过检疫、来源于日本核辐射区的、国家明令禁止进口的酒类食品,明显是走私进口。销售这种不安全食品,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法》严厉打击的行为;而且,走私进口酒类还涉及偷逃关税,在国内销售还涉及违反酒类专营逃税,涉及行政甚至刑事违法,这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才大。刘春光现在仅仅是个人维权,无法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希望法院对此类行为予以严惩,减少对社会的危害。




刘春光向上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久川公司向刘春光退还价款6000元;2.久川公司立即向刘春光支付价款的十倍的赔偿金共60000元;3.张惠强对久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由久川公司、张惠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16日,刘春光在张惠强经营的“百川酒吧”消费时,购买了两瓶宫城峡酒,该酒价款总计4000元。2018年12月19日,刘春光在“百川酒吧”消费时,购买了1瓶宫城峡酒支付价款2000元。刘春光消费的宫城峡酒张贴的标签系由外文书写,未有中文标识。




久川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张惠强是公司的唯一自然人股东。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诚信自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一、刘春光主张案涉酒水是进口食品,久川公司未予否认,但主张对酒水的进口渠道及标签的查验手续应由进口商查验,其作为销售商仅需查验其供应商是否具备相关资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第九十七条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依法应当有说明书的,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不得进口。案涉酒水没有中文标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被告主张其完全不知道所采购的日本威士忌会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予采信。被告主张其仅需对其供货商是否具备出售相关酒水的资质进行查验,其余不属于其查验义务没有依据。




二、关于久川公司、张惠强主张的消费者主张十倍赔偿必须以有实际损失为前提条件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该规定中十倍赔偿不以消费者实际损害为前提。故久川公司、张惠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三、关于久川公司、张惠强主张的刘春光系以牟利为目的,知假买假,应认定为非消费需要的牟利性行为,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刘春光提交的《结账单》中体现其除购买整瓶宫城峡酒外还有其他消费,说明刘春光有实际消费该酒的行为。刘春光购买讼争酒水未超出生活资料消费的范围,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刘春光在购买涉案酒水时是否明知该酒水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不影响其向销售者主张权利。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久川公司明知其售卖的酒水未按照法律规定张贴中文标签仍进行售卖,未尽到法律规定的审查义务,出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主观上存在过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承担法律责任。故刘春光要求久川公司退还价款6000元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6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久川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张惠强是公司的唯一自然人股东。张惠强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刘春光要求张惠强对久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可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判决:一、久川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刘春光价款6000元并支付赔偿金60000元;二、张惠强应对久川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庭审中,当事人均陈述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讼争酒属于生活消费品,刘春光个人购买了宫城峡酒且其他消费行为。久川公司、张惠强主张刘春光不属于消费者,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刘春光购买讼争酒是用于生产经营等非消费用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销售者主张权利,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刘春光在购买涉案酒水时是否明知该酒水存在质量问题不影响其作为消费者向销售者主张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依法应当有说明书的,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不得进口。第二十六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对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的要求等。本案刘春光购买的案涉酒没有相关中文标签,违反上述规定,应推定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久川公司明知所销售的酒没有中文标签不符合安全标准仍进行销售,刘春光要求其赔偿损失并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消费者是否已产生实际损失并非主张上述赔偿的要件,久川公司、李惠强以刘春光没有实际损失为由进行抗辩缺乏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因食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可以分别起诉或者同时起诉销售者和生产者。因此,生产者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久川公司、张惠强以未追加当事人为由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久川公司、张惠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久川公司、张惠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承茂


审 判 员 许向毅


审 判 员 刘国如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庄维旸


书记员 纪茗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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