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者一个时代的背影

　　四川日报　

2004/3/16　第7版

　　“这个时代把成千上万的小人物带到了时代之路的最前方,然后又飞快退去。”狄更斯的话,恰恰可以拿来形容十年间的中国“职业打假者”———光环褪色。

　　2004年,中国“职业打假者”诞生的第10个年头,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的第11个年头。过去的9年里,3·15对“职业打假者”来说,有如圣诞节之于圣诞老人;但是今年,他们却绝大多数沉默着。

　　“职业打假者”,曾被称为现代中国的“平民游侠”,以文护法,以武犯禁;也曾被拔高成苏格拉底式的牛虻,刺激着在假冒伪劣中懵懂生活的人们。但不过十年间,他们的口碑陡然翻转,他们的处境日渐艰难。

　　怀揣1999年《南方周末》的“中国职业打假20人”榜单,记者多方走访,四处探音,最后得到的消息颇值深思:20人中,现在还坚持“打假”的,只有寥落三五人。(见本组稿件之《旧日风云人物今何在?》)。

　　而昔日的“中国打假第二人”叶光,也略带无奈地告诉记者:截至2003年底,中国的职业打假公司几乎尽数垮掉。现仍在运作的,几乎只有王海在线公司和叶光的商品咨询公司。知情人透露,“王海在线”实际上也不是王海在经营,它目前的运作者是黑龙江一位做过媒体的“神秘客”。

　　曾经“一剑光寒十四州”的“职业打假者”,正在飞快地褪色到沉杳冥霭中去。

　　为何“在前方”?

　　1995年3月25日,当22岁的王海站在北京隆福大厦二楼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对未来中国的消费维权事业将产生何等巨大的影响。但是,如果当时他的背后,没有站着京城数家血脉喷张的媒体,那么这位文化不高的小青年也很难横空出世。同样,1997年,30多岁的叶光,如果不是偶然地做了一次漂亮的“假酒卧底”,并被当地媒体热情奔放地连续报道,他也许会继续在重庆酒类专卖局当一名公务员。他的名字,不可能登上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等重量级媒体;他的人生,也不会如后来那样跌宕起伏……

　　那么,是什么将他们,将王海、叶光、刘江、张磊、喻晖、臧家平、茜平、刘氏兄弟、刘殿林等带到了“时代之路的最前方”?

　　“是民众的需求。”叶光如此看待:“多年来中国百姓缺乏维权意识,更缺乏维权本领,他们需要先行者撒播维权火种。”

　　“是消法的催生。”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巡视员何山如此看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第六条、第九条明确规定赋予消费者进行社会监督等法律职能。”他认为,在该法律框架下,社会监督显示出巨大威力,而职业打假者也应运而生。

　　“是媒体的助力。”曾参与最早“王海打假”报道的一位周刊记者如此看待:“某种程度上,王海是传媒包装出来,向不法商业行为宣战的一把刀子。他所‘秀’的,实际是新闻界的理性与激情、挫折与愤怒。如果没有王海,在全国传媒宣传‘消法’的声浪中,也一定会有嗅觉敏锐的记者捕捉到一个别的什么‘海’……”
承认历史功绩·不回避病态

　　客观上讲,个人打假的出现,对推动中国的消费维权事业,贡献卓著。

　　首先是普及维权意识。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实施,但普及并不顺利。对隆福大厦的索赔后,王海50多天内在北京各商场购假索赔近8000元。由此掀起了全国各色打假者利用“消法49条”索赔的高潮。今天,不论人们如何评价“知假买假”的是非善恶,不容否认的是,由于“知假买假”,大型商场里的假冒伪劣少了,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加强了,维权手段也明显提高了。

　　再如对垄断行业的勇敢说“不”。1996年,打假者丘建东因在北京打公用电话被多收费而提起民事诉讼,依据“消法”索赔1.2元,时称“公益诉讼第一案”。此后,打假者对铁路、航空、邮政等诸多垄断巨头丢出了决斗的白手帕。1998年底,国家计委、信息产业部首次就邮政、电信资费调价方案召开听证会。此后,航空、铁路等价格听证会形成惯例。今天,当我们享受着打破垄断后的种种实惠时,是否也应该“饮水思源”呢?

　　无须历数下去,作为政府部门打假的补充,“个人打假”现象,理应载入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史册。

　　但是,承认打假者的历史功绩,并不意味着回避打假中滋生的种种病态:借口打假之名敲诈勒索,玩“文字狱”陷害商家,伙同部分不良媒体从业人员联手“圈钱”,甚至扰乱市场从中牟利……这些都是确乎存在的黑色现象。

　　穷途,或者新路

　　“劣币驱逐良币。”于是,有良知有血性的打假者渐渐退出,而惟利是图的“变质打假”渐成气候;于是,“职业打假者”慢慢从宽巷子走到窄巷子,从通衢大道走进死胡同,他们或淡出,或蜕变,甚至坐牢。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是外部气候的不利。”“成都王海”刘江如此解释:“自上海为滥觞地,‘知假买假,不予支持’,如同八个字的紧箍咒,令‘打假者’屡屡败诉;法律上的身份鉴定空白,各级行政执法部门的压力,大小商家的能量场,又令‘打假者’频频失手。”

　　“真正的原因,是‘祸起萧墙’。”叶光另有见地:“‘个人打假’式微,主要原因在内部。有人功利心太强,不择手段,沦为敲诈勒索;有人综合素质较差,打假手段十年如一日,已经落伍。如果‘打假者’不能与时俱进,充电知识,丰富实践,就很难在斗争中站稳脚跟。如果‘打假者”不能始终保持为民谋利益的良心,那么他迟早会堕落。”

　　知名经济学家赵弘则认为,打假的主角应是政府而非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才是真正的“守夜人”。因此,“职业打假者”的身份登记,从诞生之初即注定是“暂住人口”。
然而,残存的“打假者”们依然相信,走出窘途,就会找到新路。2000年后始加入“职业打假者”行列的“南京王海”杨鸿说:“无论如何,我不放弃。”而刘江则憧憬:“‘消法’颁布已十年,修改的呼声很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给个人打假者一个名份。”

　　即使“职业打假者”真有“肉身成圣”的那天,恐怕为之欢呼的声音,也不会响亮。因为“职业打假者”集体淡出已是不争事实。他们正在无可奈何地渐渐远去,只留下依稀背影,记载着一个时代的残片。

　　本报记者宋石男